时值春耕，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藏族“90后”新农人珍它正开着一台装载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拖拉机，在田间有条不紊地翻土，为接下来的萝卜播种进行准备。这里种出来的萝卜，将在几个月后成为市场“宠儿”，并且卖出比批发市场上高出近6倍的价格。

　　价格如此悬殊的背后，是数字农业为理塘县所带来的巨大改变，而数字农业也正是这个平均海拔4300米的高原县在高原果蔬领域异军突起并顺利实现“西菜东送”的底气。

　　去年，理塘因为“原生态”的丁真而走红网络；但理塘为发展练内功，早在从传统畜牧大县向数字农业转型时就已开始。

　　理塘的转变，只是数字农业在中国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成立，中国“三农”工作重心正进行历史性转移。农产品供给端、消费端的变革，正在重塑着供应链，再加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对数字化的政策支持，不论是互联网行业巨头发力数字农业，还是传统大型农牧企业以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中国传统农业正在加速数字化的进程。

　　“极地果蔬”异军突起

　　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理塘县，海拔高、气压低、氧气稀薄。在当地，普通农作物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早年间，新鲜果蔬在理塘县还是“奢侈品”。除了技术水平差、种不出菜以外，交通条件差，也运不进来菜，即使运来的菜也很贵。

　　然而，理塘县高海拔的气候、清新的空气、无污染的土壤、洁净的水源、充足的光照，反倒是生产天然有机、错季节农产品的独特优势。珍它所供职公司的老板杨帆，看到当地的优势后，决定在这里创业，探索种植各种蔬菜水果，于是成为了后来的“极地菜王”。

　　杨帆最初种植小番茄、草莓、黄瓜，主要供给批发市场，部分向粤港澳大湾区供应；到2019年，开始与头部生鲜电商盒马进行合作，总产值当年达到2000万元，2020年实现6000多万元。

　　在他的带动下，理塘县发展起了9万余亩的“极地果蔬”产业带。

　　对于数字农业，杨帆将之概括为，数字为农业赋能，包括“产、供、销”三个环节。他说，以前觉得只要种得好，能销售出去就可以了，然而受数字农业的影响，现在这一观点发生了改变，最直接的冲击就是，“极地果蔬”产业链通过挖掘用户需求，推动种植环节的革命，采取标准化生产方式，使果蔬销售价格大幅提升。

　　杨帆称，以萝卜为例，不同地区的消费者，需求也不同。比如广东地区，在750克~900克之间；成都地区，在900克~1200克之间；重庆地区，在1500克以上。根据电商平台数据的不断反馈，可以提前指导种植环节，比如种子品种的调整、耕地环节的翻耕深度、种子的播种株距等。同时，在供应链环节，通过数字化分级把农产品变成标准化的农商品；又有运输全程的冷链控制。

　　标准化生产之后，萝卜由以前的按斤卖，转变为现在的按个卖。“过去供应批发市场的时候，一斤萝卜售价0.3元，现在一根萝卜750g上下，售价2.99元，折合每斤2元左右，相当于价格增加近6倍。”杨帆称。

　　再比如夏季草莓，以前大棚种植出来的基本作为食品工业原料，用于蛋糕点缀、草莓酱等，然而可用于零食的草莓存在市场空白。根据电商平台提供的数据反馈，杨帆在2019年开始试点错季节生产夏季草莓，不论是在品种选择方面，还是在种植技术方面，都在进行一些探索。

　　回看畜牧大县的“极地果蔬”成长记，从2017年9月，理塘县的康藏阳光现代生态农业双创中心成为供港澳台的备案蔬菜基地和四川省直供香港试点蔬菜基地，到如今理塘县白萝卜年产量5万吨，远销成都、重庆和粤港澳大湾区，高原小番茄、西瓜、夏季草莓年产量120万斤，通过品牌超市进入成都、广州、珠海的高端市场，累计实现农业产值约2亿元，实现了高原果蔬的“西菜东送”。

　　对于数字农业在当地的发展，理塘县委副书记次登达瓦表示，互联网让落后偏远地区跟外界的差距拉平了，不但缩短了时间和距离，还有产业差距。通过互联网销售产品，只是1.0阶段；如何保证全县生产的“极地果蔬”全流程质量可控，真正做到让消费者放心满意，才是2.0阶段。

　　他说，县里面对未来的数字农业，只有一个基本轮廓，跟业界领军企业仍然需要深度沟通，彼此共同推动。

　　阿里数字农业供应链负责人李武昌表示，数字为农业的赋能，从本质上来讲，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入农业“最先一公里”，推动种植养殖方面的革命，帮助农民实现产销对接、优质优价。这其中包括引导农民按订单组织生产、按标准种植养殖；在田间地头的农产品分级加工车间，完成清洗、分级、包装，极大的降低蔬菜在运输过程中的腐损率，而通过分级与冷藏又能够大幅度提高市场售价。

　　积极应对数字农业发展挑战

　　美国最早提出精准农业概念，农业率先进入数字化时代，本质上是由数字为农业赋能，最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那么，如何理解“数字为农业赋能”呢？

　　具体来说，在传统农业模式中，不论是种植业的育种、灌溉、施肥、打药等环节，还是养殖业的繁育、饲养、疾病防治等环节，均以“人”在过去所积累的经验为核心来进行决策，这导致了整体生产环节效率低、波动性大、农作物或农产品质量无法控制等问题。然而，在数字农业模式中，通过农业物联网收集海量数据、由人工智能对数据进行分析，实现生产经营决策的“数字化”，从而全面提升生产效率。

　　脱胎于陶氏杜邦农业事业部的科迪华农业科技，是全球农业巨头。该公司大中华区总裁郑子勤表示，数字农业的发展旨在有效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需要农化行业与无人机、卫星服务、生物科学等领域进行跨行业合作。

　　以与本地卫星数据供应商——大地量子合作为例，科迪华通过整合卫星遥感数据资源，提供作物地图，如柑橘树龄、柑橘所在区域的历史气象数据及气象预测服务，帮助目标客户实现农资产品的精准营销，确保持续提升收益。

　　在农业先进装备与数字化智能技术助力下，“农民用手机种菜”也成为现实。上海市崇明区华西村的翠冠梨数字农业基地，除了装置无人机、无人值守果园机器人、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数据传感器等几十种高科技设备，在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科技的支持下，还建立了溯源系统、农事管理系统、物联网云平台。

　　在养殖业环节，不论是传统农牧企业，还是互联网企业巨头借助数字农业技术，对牲畜的繁殖、健康、精神等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做出利于提高牲畜健康状况的决策，确保收益最大化。

　　比如，国内养猪巨头牧原股份通过衍生调整后的人工智能技术（兽工智能），建立猪病预测模型，实现疫病实时监测与有效控制，养殖过程数据自动采集与分析，对部分猪病进行提前预警，辅助兽医进行远程诊断。

　　比如，京东的“猪脸识别”在走出实验室实现应用转化之后，形成“京东神农物联系统”，帮助大中型养殖企业降低人工成本30%以上，节约饲料8%~10%，缩短出栏时间5~8天。

　　天风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数字农业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主要由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组成。其中，农业数据由农业物联网获得后，通过精准农业或智慧农业中有关系统的处理形成农业大数据。此四部分互可融合且可相互赋能，最终目的皆为提高农业效率。

　　在中国，数字农业方兴未艾。布瑞克农业大数据执行总裁黄桂恒表示，原因在于农产品的需求端、供给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需求端，互联网正在从消费互联网的1.0阶段向产业互联网的2.0阶段升级，从连接人的战场向连接产业渗透。规模经济效应显现，集约采购的趋势愈发明显。

　　在供给端，中央提出乡村振兴大战略，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农村人口持续流出、农村土地确权基本完成的大背景，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成为数字农业发展的产业基础。产业资本也将依托资金、管理和技术等优势，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和数字农业的发展。

　　黄桂恒认为，生产端、消费端的变革必将重塑农产品供应链，气象预警、金融服务、市场预警等专业信息服务的需求场景开始出现，进而推动农业生产数字化。

　　此外，在政策红利及消费电子行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影响下，大量的农业智能装备创新产品涌现，使得获取数据的成本和门槛大大降低，进一步推动了数字农业的发展。

　　数字农业为理塘县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次登达瓦称，数字农业为当地的农业产业插上一双腾飞的翅膀，种植、采收实现自动化、标准化，根据用户需求发展订单农业，以需定产，为落后地区发展实现弯道超车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为当地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变化，全县上下开始树立互联网思维。

　　在青藏高原上助力高原果蔬实现“西菜东送”的杨帆，对于数字农业的应用深有体会，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才。农村缺乏高素质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技术的应用。比如，现代农业的机械化、智能化都很高，未经培训的农民还开不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表示，数字化生产需要长时段、多维度的数据采集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生长模型并进行智能决策。而县、乡、村数字治理人才稀缺，基层农业数字治理能力薄弱，反映的是农业领域新基建的滞后。

　　从全球来看，数字农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出和保障农产品品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业内认为，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亟须升级。数字农业通过海量的数据获取、精准的信息分析和生产决策，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有望成为解决国内农业痛点的有效途径，将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