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这代人而言，希特勒是历史上最令人憎恨的人，他的政权就是邪恶政治的原型。但这一看法并没有延伸至他的经济政策。并且情况远不止如此，他的这些政策正为全世界的政府所拥护。比如芝加哥格伦夫尤国家银行(Glenview State Bank of Chicago)最近在它的每月通讯上赞扬希特勒的经济理论。这样的做法让该银行发现在错误语境下称赞凯恩斯政策是件危险的事情。

　　这期的通讯(2003年7月)并没有上网，但内容可以从反诋毁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的抗议信中得知。“无论人们如何探讨其经济问题”在这封信中说道, “但希特勒的经济政策不能与其恶毒的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等大政方针等截然分开。通过其他方式来管窥其行为都会严重抹杀事物的本质。”

　　对于任何形式的中央计划也是如此。避而不谈任何中央计划都具有的政治暴力特征，无论是发生在德国，苏联或是美国，而单单审视某一利维坦(托马斯霍布斯笔下的极权国家)国家的经济政策，这种企图无疑是错误的。这场争论也突出了这一事实，即暴力与中央计划之间的联系方式并不为人所知，甚至反诋毁联盟也不清楚。经济学家们对希特勒经济计划的推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被广泛视为贸易保护主义者兼中央计划者，他认识到了自由市场这一人皆谓之的失败，以及对国家指导经济发展的需求。原凯恩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写道，“希特勒在凯恩斯还没有解释完就已经找到了解决失业的良方。”

　　这都是些什么经济政策呢?他暂停了金本位，着手兴建像高速公路这样的大型公共工程，避免产业受到外部竞争，扩大信用，设置就业计划，在价格和生产决策上压制私营部门，大规模扩军，强制施行资本控制，实施计划生育，惩罚抽烟，实行全国医疗和失业保险，推行教育标准等，结果是背负了巨额赤字。纳粹的干涉主义计划对于该政权抵制市场经济并在国内实施社会主义是十分必要的。

　　这样的计划在今天仍然广受赞誉，即使失败的时候。每个“资本主义”民主都具有这些特征。凯恩斯自己也欣赏纳粹的经济计划，他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德语版的前言中写道：“本书旨在提供的整体产出理论比之于自由竞争及大量放任政策下既定产出的生产和分配理论，更易适合于极权国家的条件。”

　　凯恩斯这一雷倒众人的评述并非即兴而为。希特勒的经济学家们反对自由放任并推崇凯恩斯，甚至在许多方面为其做好了铺垫。同样，凯恩斯学派也推崇希特勒(参见乔治·加维(George Garvy)的《凯恩斯与前希特勒德国的经济活动家》，政治经济学杂志第83卷第2期，1975年4月，391-405页)

　　1962年，保罗·萨缪尔森在给肯尼迪总统的一份书面报告中甚至还含蓄地称赞希特勒：“历史告诉我们，甚至在大萧条最糟糕的日子都从不乏专家对任何具有疗效的公共行为发出警告….如果这一意见在此占据上风的话，就如同在前希特勒德国发生的那样，我们这样的政府形式能否存在都是个问题。

　　从某种层面上来讲这毫不足奇。希特勒发起的新政与罗斯福和墨索里尼相比仅异于细节。当时的GDP数据所反映出的增长途径，其意义也仅限于纸面上。失业率保持在低水平是因为希特勒从未打算将工资推高至他们的市场水平之上，尽管其插手劳动力市场。在这一切表面之下，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就像一切非市场经济中所发生的那样。这些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推高GDP(瞧瞧政府开支如何将美国2003年2季度的增长率从0.7个百分点提高到2.4个百分点就知道了)，但长期来看起不了作用。

　　“写希特勒时无视这样的语境---即数百万无辜之人遭到残酷杀害并且数千万人抗争至死----无疑是对这些亡灵的侮辱。”反诋毁联盟在其对格伦夫尤国家银行所刊发的分析的抗议信中写道。的确如此。

　　但对经济政策中道德蕴含漫不经心是这个行业的惯常做法。当经济学家呼吁推动“总需求”时，他们并不明示其真实含义。它其实意味着粗暴践踏消费者和储蓄者的自主并侵犯他们的财产权和结社自由，以实现国家政府的经济野心。即使这样的计划在经济的技术层面上是有效的，但由于其与自由相悖也应受到抵制。

　　保护主义也是如此。希特勒经济计划的主要野心就是扩展德国的边界以使其能自给自足，这就意味着对进口构筑巨大的保护主义壁垒。这一目标意图使德国成为一个自足的生产者，这样一来就不会受到来自外部影响的风险并使其经济命运不受其他国家情势的羁绊。这是经济方面反生产仇外症的经典案例。

　　然而在今天的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却正在悲剧性地复辟。仅布什政府任下，从木材到微芯片，大量的产品正被保护起来，避免外来的低价竞争。同时与这些政策相伴的还有：通过大规模军费开支试图刺激供需，外交冒险主义，福利，赤字以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尽管这些政策能造成欣欣向荣的假象，但事实是它们将稀缺资源从富有成效的工作中移转出来。

　　没有一个如凯恩斯所言的利维坦国家，这些政策都无法想象，也许这才是最糟的部分。一个强大到可以操纵总需求的政府也同时强大到足以在各个方面侵犯人民的公民自由和权利。凯恩斯学派(或希特勒学派)的政策向整个人口投出了国家这把利剑。中央计划，其形态即使微不足道也与自由是不相容的。

　　自9-11发生并作出独裁军事反映以来，政治左派已警告说布什是一位新的希特勒，而右派却谴责这一修辞为不负责任的夸张。事实是左派在作出这些声明时比其知道的还正确。希特勒，像罗斯福一样，打碎了对中央计划的禁忌，让大政府成为了西方经济的表面固相，留其印记于德国与世界之身，

　　格伦夫尤这篇文章的作者大卫·儒伯(David Raub)幼稚地认为他可以按主流的视角来看待那些事实并最后得出他所认为的常规答案。反诋毁联盟在这个事例当中是正确的：中央计划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受到称赞。我们必须考虑到它的历史背景以及无可避免的政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