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对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不满，借“林场惨案”找到了突破口。

　　那是1933年4月8日，邹鲁的侄子、中山大学校长卫队长邹礼炳，被指带队“拘禁教授、殴打林警”，此事引发强劲反弹，学生们罢课抗议，怒火很快延烧到邹鲁头上，他被要求辞职。

　　邹鲁认为学生运动有政治背景，强硬开除7名学生领袖的学籍。学生们则成立“驱邹救校委员会”反制，并赴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一时间好不热闹。但最终，这位原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元老、著名反共人士，还是保住了他的职务。

　　在中山大学校史上，邹鲁是重要人物。如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福庆所说：“邹鲁是中山大学的草创开办者，是营建石牌新校区的执行者，也是首任校长和历任校长中任期最长者，他对中山大学可以说艰难缔造，费尽心力。”但在这篇题为《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的论文中，黄福庆却只字未提1933年那场风波。在邹鲁晚年撰写的《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9月版)中，对此亦予以回避。

　　《中山大学编年史》(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提及此事，则只有几十字语焉不详的简短描述，且未谈及引发事端的“林场惨案”。

　　本文将主要依据民国时期媒体报道，还原事件始末。

　　校长侄子惹事

　　事件的起因，源于所谓“林场惨案”。当时中山大学在广州白云山附近有一模范林场，林场内设有林警看护。林警队长原为邹礼炳，他是校长邹鲁的侄子，因身兼校长卫队长，就委托张某代理林警队长一职。

　　按照中山大学组建的“全体员生援助林场惨案大会”的说法，张某到职后，就私自给五名林警做了撤职处分。当时的林场主任侯过，认为林警无辜，要求张某将他们复职。“张以私欲不遂，驰报邹礼炳、邹即纠集校长卫队十余人直趋林场，以手枪向侯主任及林场职员黄、赖二君指胸恐吓。旋将侯主任拘禁校长室，更诬黄、赖二君为共党，凶殴重伤，复以铁索大锁，系于校警室。(中山大学)事务长邹就丞，则故意纵恶养奸，经员生签押苦求，始将两人释出就医。”(《申报》1933年4月15日报道)

　　事件发生后，邹鲁宣称他的愤慨“实较诸生为甚”，9日下午到学校听闻该事后，即将林警队长撤职扣留，第二天一早先去医院向赖技助致歉，再向侯主任道歉。在向赖技助问明当日情形后，又将与该案有关的专务员华文扣留，送至公安局请其依法严办。侯过主任，也在10日发表声明，表示“绝无被辱”。

　　侯过的声明，是否出于压力，不得而知，但显然不获学生认同。在接下来的宣传中，他们仍表示侯过被打。11日下午，中山大学农科院学生们启动了罢课程序，第二天风潮扩及全校。“国立中山大学全体员生援助林场惨案大会”在致《申报》的专电中称，“擅拘教授、凶殴职员”之事，是借校长亲属之淫威才得以发生，而当局徇私庇护、措置乖方，邹校长不惟不雪三人之寃、反诬学生主持正义为不法，竟听任凶徒逍遥法外，全校在校长卫队枪口之下，呼吁无门，迫不得已才经过全体大会议决，一致忍痛罢课。希望当局痛悟前非，为伤者雪奇寃，为四千余员生求保障。”

　　他们还借《申报》呼吁全国文化团体、为保神圣学府尊严、为求人权之伸张，主持正义，予以同情与援助。

　　校方并未打算示弱。路透社12日发自广州的专电称，有学生若干乘机排斥校长邹鲁，当局已决议以严峻手段对付学生，今日特出通告，命学生立即上课，停止鼓噪，否则将加严惩，并已解散滋事的学生委员会。

　　各执一辞

　　校方态度强硬，但学生们的声明也或有夸大之处。据4月12日中山大学校方贴出的布告，可以看出，在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表述上，学生与校方管理者存在巨大差异。

　　校方称，“侯主任已声明绝无被辱矣，而鼓动者犹曰侯主任被打;赖技助不特未伤骨，且皮亦未破，而鼓动者犹曰肋骨已断;犯人早送公安局矣，而鼓动者尚云请交大会监解公安局执行枪毙;侯主任及赖技助等，本校长早向之道歉矣，而鼓动者尚云请校长向侯主任及赖黄二君道歉。而诸生竟以耳为目，亦竟决议要求学校已办过之事。在学校近而易见之事，尚易为人所蔽，则将来国家社会大事在诸生肩上时，宁不为之悚然?”(转引自《申报》1933年4月18日报道)

　　校方要求罢课的学生于13日一律上课，否则以缺课论处，阻挠上课的学生将从严究办。对于学生要求枪毙肇事者这个骇人的要求，他们表示这是法律问题，学校将其转交公安局后，已与此无关。在校长道歉、犯人转交政府之后，校方对农科院数十学生代表讲明此事，接下来各教授也对学生做了传达，事情已圆满善后，但学生们却在此时间节点上突然罢课，校方表示非常不解，将其归责于学生遇事不深思熟虑和考察，被他人所蒙蔽，陷于盲动。

　　在罢课前半个月，中山大学政务委员会曾接得南京密报，内称有人派员到中山大学运动学生发起风潮，校方当时即叮嘱各院长密切防备，但没想到还是发生了事端。在学校的理解，少数有政治背景的人在罢课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而大部分无政治背景的学生成为了工具。

　　邹鲁是1932年2月回锅再任中山大学校长的。他曾在《回顾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大情境：“我重掌国立中山大学时，系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之间，当时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学生热血，不免时有越轨的行为，甚至包围政府机关。这不但学校当局无法制止，即政府机关，也无如之何。但荒废学业，破坏秩序，实莫此为甚。我到校后，立刻布告员生，定时上课。到了那天，我前往各教室视察，看见教授和学生，一个都没有，心中十分惊讶。我便走到布告处，上面贴着学生会开会的通告，才知道大家去开救国会了。”

　　邹鲁还表示，那时学生中有一种择师的风气，对他们不满的教授，立刻加以拒绝。因此好教授也常不安其位，有的甚至借学生力量来争夺院长职务。邹鲁很反感这种行为，曾为此解除过两位教授聘约，其他此类人物，在聘约到期后，也不再续聘。邹鲁强调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就是救国，也要学问。学生绝对不该因为救国运动，抛开学问，更不应因救国运动不守学校的纪律。”

　　救国运动尚不可不守学校纪律，何况是因其他事件而罢课，显然难被邹鲁所容忍。这当然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在其他一些人看来，邹鲁有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不包容性格。

　　而更大的社会背景是，当时左翼运动方兴未艾，知识青年思想多向左转。而在执政层面，国民政府正开展对红军的围剿行动。中山大学林警队长开除林警，邹鲁侄子拘殴林员并指控他们为共党，以及接下来学生们罢课夸大事实，校方开除学生的行为，都可在这个背景幕中找到线索。

　　失败告终

　　戴家齐，江一勋，张进煊，王佐仁，郑以镛，古谔，陈彬。

　　强硬的邹鲁认为罢课背后有政治势力的介入，很快开除了上述7名学生领袖的学籍，勒令他们离校，并解散了“林场惨案援助会”。学生们不肯善罢甘休，13日下午，农学院学生又率先发表宣言，在学校张贴反邹标语，还有一部分学生于傍晚5时聚集在宿舍开会，打算第二天一早召开全校员生等二次大会，讨论如何应付学校开除学生之事。

　　混乱的年代，常有暴动情事发生。学校获悉此事后，即函请军警到校维持秩序。广州市公安局及宪兵司令部，均派出很多探员于14日晨抵达学校，阻止了学生集会。校警也撕毁了学生张贴的标语和告示。到了午后，见学生们再无其他举动，军警探员才离开学校。

　　校方一面孤立打击所谓“反动学生”，一面又劝谕相对中立的学生复课。据《申报》，14日当天，中大高中部已有半数学生上课，大学文字系也有少数学生复课。第二天，有750名学生已复课，他们在“自动复课告同学书”中劝告学生们恢复学业。但以农学院为首的罢课学生，以被开除的戴家齐等七名学生，是全校员生大会中全体推举而产生，无法接受他们被开除的决定。另外，他们还要求学校当局证实此次肇事的邹鲁之侄邹礼炳等，确已被押解公安局依法严办。学生们似愿退让一步，不再以驱逐邹鲁离校为目的，仅将这两项要求作为完全复课的前提条件，但仍然不被校方接受。

　　这之后，学生们多次去教育部、行政院请愿，也曾在学校开露天大会向学校办公室扔爆竹抗议，要求由马君武替代邹鲁出任校长。但终究没有结果。驱逐校长运动以失败告终，邹鲁在中山大学任上一直待到1940年6月辞职。